,他主持过语言文字的改革工作,说遇到很多实际问题。
比如,戏曲中如何推广普通话?
工作组的意见是,传统的地方戏曲如粤剧、越剧等,可沿用方言,不然就没有传统特色了。新编的戏曲节目,要尽可能推广普通话,减少方言。
再如,书法如何做到汉字规范化?
意见是,作为书面交际工具,应严格遵守规范。至于书法艺术,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一律。
而小组对影视剧的态度,要求少用方言,有些可用可不用的,应力求不用。
由衷佩服这位老先生和当时的工作小组,他们给了艺术足够的缓冲空间,没有一棒子打死,强制要求影视作品规范化。
首先我完全支持对普通话的普及,但反对将艺术作品一刀切。
我也参与过《便衣警察》,那里面都是普通话。因为是正剧,风格严肃。
胡同说方言,因为是情景喜剧,轻松幽默。影视剧要刻画人物,突出效果,方言是一种表现手法。
于兰姑说武汉话的感觉,就是比说普通话好。何况她说的也不是纯正方言,我要求她贴近普通话,就是为了让观众听懂。
还有现在提倡类型剧,比如拍一部警察剧,警察抓了犯人,一问外地农村的。你说他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好?还是带点口音更生动?
或者直接问一句,为什么越剧电视剧、黄梅戏电视剧可以有,胡同却不能说方言呢?
我觉得要有个态度,不能为了刻意而刻意,说什么合适,那就说什么。
再谈谈共性。
那老兄的观点有些绝对,不是挖掘出共性,就能打破地域隔阂,看的还是质量。
我们谈影视剧的地域性,其实根子在整个社会,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而改变。
对世界的认知很重要。
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农村人,肯定听不懂粤语,但他上了学,步入社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比如港台音乐,他可能流利的唱出一首粤语歌。
同样,一个南方长大的孩子,到北方上大学,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习惯。这些东西在一起交融、了解,他的认知就不局限在家乡那一块。
或者两个城市的人互不相识,但用计算机发送邮件,成为了朋友。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当火车越来越快,坐飞机的人越来越多,去趟省城不用再酝酿半个月,说走就走……天南地北的人和信息互相交流,地域间的屏障很容易被打破……”
八九十年代,影视剧存在这个毛病。
早期的冯氏贺岁片过不了长江,南方观众对京味儿幽默不感冒。后来社会水平越来越高,信息时代,冯裤子还是玩那点东西,南方观众却爱看了。
当然《老娘舅》、《外来媳妇本地郎》之类,外地人真的看不懂。
……
某大院,又一个戴眼镜的大领导读着报纸。
五十多岁,刚管这摊工作不久,主要就是电影、电视剧、新闻报刊什么的。
他读的很细致,笑道:“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能从这个角度来阐述地域文化差异。”
“也不算新鲜,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里就写过,计算机的出现让人类慢慢进入信息社会。这个许非,顶多套用了一些理论。”秘书道。
“那也很难得啊,文艺界会拍戏的人不少,会拍戏还有想法的人不多,尤其还这么年轻。《第三次浪潮》传入国内好几年了,就没见文艺界有人读的。以为跟他们没关系么?大错特错……”
领导简单提了两句,就转向别的话题。
秘书却心里有数,这是记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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