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艹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战时，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且军事化国民教育，不仅可强民强种，更可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有人对他的评价，“陈氏固然生于海外，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

　　在那个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千百年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

　　“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就曾如此说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后，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

　　八年前，皇帝和内阁政斧联合颁布的《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青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

　　而在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六年前，因疆省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发叛乱，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质”、“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在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同时宣布“从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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