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理的法律法规几乎处于空白造成的。现有的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主要缘于城市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问题而制定和完善，并不适用于乡村地区，农村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出现利益纠纷时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解和处置，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在监督管理方面缺少专项法律的指导。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也使奉公守法者出于安全等方面的担忧而不敢或不愿在乡村加大投资与生产。针对乡村地区和“三农”建设的资金与资源投入存在均衡性和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广阔的疆域和极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决定了不同乡村地区在“三农”发展方面存在千差万别的特点和需求，而战略层面的资金与资源扶持几乎无法实现面面俱到，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改善和修正。这就造成一些地方的政策性投入出现“撒芝麻”“摊大饼”的均衡主义问题，也就是无差别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表面上看这种平均化的投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实质上却降低了政策性扶持应当发挥的主导引领和激励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而言，对资金和资源的迫切需求需要管理层予以倾斜和照顾。过于均衡的投入显然难以满足特殊地区的特殊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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